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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彩票与单霁翔、薛兆丰和赵明的跨界对话

2021-09-13 22:34  点击数:    admin

  电影《阿凡达》是花了四年半制作完成的,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导演卡梅隆发明了一套更接近人眼工作原理的3D摄像系统,同时运用人脸捕捉技术,使最终呈现的画面与角色比以往的电影更生动、更逼线年前,中国能够放映IMAX的银幕屈指可数,北京有三块,其中一块在五环外的中国电影博物馆,那里破天荒地开辟了午夜场放映;上海——或者说整个华东地区——只有一块,人们穿着军大衣拿着小板凳排队买票,队伍绵延两公里。今年3月中旬,《阿凡达》重映,如今国内3D银幕数量突破2万块,《阿凡达》在一天后便重登全球影史票房冠军。

  为什么我们愿意以如此多的付出换取美的享受?美的永恒性是否有秘密钥匙?这些新的美学范式从何而来?旧范式在当下如何延续?它们从诞生到被筛选到最后流行或消亡会经历什么?科技创新如何给审美带来变化?

  我们对这一系列与美有关的问题感到好奇,于是从传统文化、科技与经济学领域中找到三位对话者,他们是守望者、实干家和经济学者,带着各自鲜明的主张与审美进行探讨。

  从此荣耀成为一个拥有8000人的科技创业公司,由赵明带着继续向前走。因为睡眠时间常常被压缩到5个小时,他的右眼隐约可见红血丝。但他仍笔挺地坐在一把白色椅子里,灯光打在他的修身西服上。

  这身西服是为了采访而专门换上的,换装之前则是另一种风格——圆领的文化衫搭牛仔裤,和他日常工作时没两样。赵明本人信奉简洁之美学,倒不是极简主义,只是觉得简单、简约的生活,可以在“无形当中使精神层面追求更多”。

  “美最核心的是让人感觉舒服,让人心里满足。”很快,赵明回答说,“所以其实对美的追求是人的内心最美好、最向上、最蓬勃而发的一种需求和体现。对于美的要求和追求是不需要讨论的,因为这是基座。”

  1998年,25岁的赵明从交通大学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硕士毕业,入职华为。那时候手机刚走出“大哥大”时代,向着小而美的设计思潮前进;国内市场由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三分天下;抢占年轻人市场永远是焦点,诺基亚推出首款内置游戏的手机,其中包括流传至今的贪吃蛇。

  从那时候开始,赵明参与了3G(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基站的开发和设计,见证了4G的面世过程,又继续参与5G。他认为人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人们很难回到十年前,“也不会拿着十年前的手机说好,所以我们就只能跑得越来越快。”

  赵明环顾了一下酒店:“你到一个房间里,管控的范围就是可触可视的部分,但现在通过手机和IoT(Internet of things ,即“万物相连的互联网”),你可以管理大量资源。这些资源在你手里的时候,实际上就变成你的复杂问题。于是人工智能就发挥作用了,你有一个指挥中心,或是一个助理帮打理,它只在你需要时提供服务,其他时候则可以隐身。”

  2016年,荣耀Magic首次将人工智能理念引入智能手机,面对海量的信息,人工智能能够更好地帮助消费者整理很多信息和资源,让生活更加有序,更好地安排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人的欲望以某种形式在不断地提升,如果哪天消费者没需求了,那就是可怕的内卷,生产无用的东西。”他笑说,人的精神需求是无止境的,它结合不同的物质形式在不断地提升。“现在年轻人的需求和我们年轻时候的需求相比,成长了不知道多少,这种成长带来了工作机会和动力。”

  我们与薛兆丰探讨了技术如何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的问题。55彩票在采访中,他非但不轻视精神性的力量,而且对美学非常重视。拍摄当天,这位经济学者仔细确认了镜头可能捕捉到的画面,然后强调,“人们对美的追求仍然是个无底洞。”比如视觉,“视觉的词汇比其他感官的词汇要丰富许多,因为我们的视觉非常敏锐,非常发达,而且我们极大的幸福来源于此。为了满足视觉上的欲望,人类从来没有间断过努力。要看得更清晰、更立体,对实物的描绘已经到了尽头,而对于虚拟物的追求远远没有结束。”

  薛兆丰提到了耗资巨大的《阿凡达》,在经济学中电影可被划分为共用品,人们可以通过众筹——买电影票——的方式享用它,这也使巨额拍摄有可行性,“花了那么多钱,也就是让你的眼睛舒服两个小时。”

  此事不仅印证了人在追求视觉之美上的不遗余力,也印证了技术与美之间的紧密连接——技术喂养了审美,而美又引诱着技术发展。

  薛兆丰在成长过程中见证了科技的飞速发展,科技曾带给他许多精神冲击。大学时代,他第一次接触到电子计算机,‍‍显示器的分辨率是‍‍‍‍640×480,大家要在那上面安装Windows3.0。视窗软件安装完成,薛兆丰看到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虚拟时钟,不是阿拉伯数字形式,而是像壁挂一样的圆盘时钟,“一刹那我觉得非常震撼。”后来在读书会上他们又讨论了未来的电脑会是怎么样的,想象人们会使用传感器使‍‍异地的人相互联系,‍‍想象网上可能开展什么样的业务,想象当电脑更轻后世界会是什么模样。

  “看到时钟那一刹那,‍‍后面的事情我都想象到了,所以今天见到任何视觉上的改变我都不觉得‍‍奇怪,‍‍我知道后面的世界是可以变成这样的。”‍‍科技使得美的约束条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让美能‍‍在一个新的范式下表现自身。新的范式蕴含着无数可能,人们穷尽这些可能,在科技的帮助下‍‍寻找下一个新的范式。

  在欧洲一间咖啡馆角落的小包间里,赵明和六七个负责手机选型的客户坐在一起,那是2016年年底,荣耀正处在打开欧洲市场的时期,“当时用来陈列、展示的是一块白布,把这两个手机放在上面,再盖了一块白布。然后我们交流到一定的时候,我说我给你们看一眼我们的秘密武器。揭开的瞬间,哇,非常夸张,当时非常的夸张。”讲起这个瞬间的时候赵明显然还是有些激动。

  对手机选型颇具经验的客户们看完荣耀的手机之后,在表示惊叹的同时,也告诉赵明蓝色的备货少一点为好,“最后大家还是会回到黑白金。” “传统的配色,因为经过了多年的验证,是经受住了考验的。把新的颜色作为主打色,万一大家不喜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库存。你要去清理这部分滞销的产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高的。”当时荣耀8 共有五款配色,团队也一致认为魅海蓝的备货不能超过15%,但赵明“顶着巨大的压力”将魅海蓝的比例上调至30%,“最后我们发现实际的市场需求,40%以上是魅海蓝,所以即使我们1/3左右的备货都是它,还是一机难求。”

  赵明常和研发团队讲,我们通过作品在跟千千万万的人对话,用户可能是互联网的大佬,也可能是公务员、学者、工程师,他强调通过产品进行的交流在某种程度上是灵魂的对话,赢得认可才是对于研发人员或者产品经理最大的回报。

  因此他们看中产品的净推荐值以及第三方平台上的好评率,标准很高,“如果说一个产品的好评率是92%,那这个产品绝对是失败的。如果这个是95%,那么是正常,成功应该是97%或98%。”每一年荣耀内部都会选出质量最差和体验最差的产品,实行末位淘汰制,“就是说,市场表现很好但是质量不好,那么会影响到对考核奖金、晋升、调薪或调岗等的评估,那考核奖金肯定是没有了。”

  “我们做一款手机通常需要8到12个月,测试的样机就得一万台。我们一定是要把这个产品的美学和科技都做到极致,把两者的结合做到极致。这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特点。因为上市的第一天就决定了它未来的销量和走势。所以你只能在没上市之前去拼命打磨,把自己逼到墙角,把自己逼疯了。”赵明说。

  2021年5月底,荣耀50设计完成等待上市,在一次会议上,设计师给大家讲解设计的美学理念,在那场会议的最后——就像五年前赵明在欧洲那个咖啡馆里所做的一样——设计师在长桌的末端铺上一块绒布,打开保险箱,仔细地一台一台地拿出荣耀50样机,擦拭干净并放在绒布之上,会议室的窗帘拉开后,傍晚的阳光从山那边照进高楼的这间小屋,夏日琥珀、初雪水晶、墨玉青、亮黑色,四种颜色在光线下熠熠璀璨,随着光线角度的变换,可以看到无数闪耀的星光。

  “我们把生活中闪耀的光芒,通过复杂的工艺呈现在产品上,为了更好地还原闪耀之美而采用了全新的钻彩工艺,极其复杂但值得付出的双膜双镀双纹处理,可以在平面中创造更好的景深效果和视觉细节,营造出光影的闪烁之美。”赵明对新产品的上市充满了期待。

  “我们都说文化有民族性,但是对于科技和美学的结合,我们发现某种程度上它可以穿透文化的约束和限制,因为科技是无国界的。而用科技加持的美学具有无与伦比的穿透力,也可以穿透国界和文化,成为一种普适的审美方向和趋势。”赵明说。

  突破是从手机颜色开始的。起初荣耀没有选择具体色彩,而是让设计师们尽可能多地拿出自己认为美的事物,以照片的形式贴在墙上。那些照片贴了一整面墙,“上面99%都是无用的,但我们要的就是那1%。”一张泛着粼粼波光的湖面吸引了他们,静谧,平和,那便是魅海蓝的源头,再往后又诞生了荣耀9的海鸥灰、荣耀10的极光配色、荣耀20的冰岛幻境以及荣耀30奢侈品风格的大LOGO设计。

  这样的方式和理念一直延续到了荣耀50,赵明解释何为“高级感”之美时提到对称工整、洗练简约以及取舍有道。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去讨论和实现背面两个摄像头的位置,镜头是用于记录美好事物的,因此荣耀坚持镜头本身的设计也应该是美的。可挨得太近像数字8,离得过远又像一粒药丸,他们希望呈现的是经典双反相机的模样。双反相机由禄莱公司最早研发,其最大的特点是有两个镜头,下镜头负责传送影像到胶片上,上镜头用于取景和聚焦。

  “荣耀每一代数字系列的镜头语言都会从专业的相机领域寻找灵感,荣耀50系列从经典双镜头设计语言中汲取灵感,创造了具有独特美感的双镜布局。双镜为双圆设计,上圆是强大的后置主摄,下圆是副摄、闪光灯均等对称布局。双镜布局的镜头犹如一双探索世界的眼睛,成为荣耀50系列的标志性设计。”赵明说

  新产品的设计磨了两个月,“板子都挖烂了,走线非常难。”技术与美像是一对孪生子,在技术无节制成长的过程中,美无形中对它也形成了一种制约。3月31日,赵明发布一条微博,其中讲到数字系列将打造年度美学设计标杆。树立标杆是一件并不容易而且充满风险的事情,“什么是美学标杆呢?它一定是用科技来加持,因为要保证手机性能,不可避免要把电池做大做厚,厚了的话握持感不好。那么现在,我们首先定义手机的设计方向、趋势,然后思考如何在这种约束下,把科技、性能、摄影、通讯等各个方面做到极致。所以这就是在美学和科技方面的一个最佳平衡。”

  最终两个摄像头恰到好处地放在左上角,主摄镜头外环采用了经典的戒环设计元素,其余全是留白。“这是形与意的结合,打破黑科技的冰冷感,戒环寓意着永恒,而影像也寓意着永恒。”赵明说。

  它又使人想起南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画面中央渔翁独坐船头,钓线垂入江中,除了这部分极细致的刻画之外,全是留白。“我们就是要取这一点点最精华的部分,把它推到极致,也要舍弃其他的部分。”赵明说,“无画处皆成妙境。”那一刻好像某种遥远的呼应,旧范式的美与新范式的美产生了碰撞。

  “艺术跟科技从来都没有分离过,留到今天的那些文物藏品,他们的制作其实都是古代科技的实现。”单霁翔同样认同科技与美的紧密连接。他有太多可论证的事例了,几十年的工作生涯总是与文物、建筑打交道,其中有七年时间还担任了故宫博物院院长。2021年单霁翔67岁,已经退休两年,但仍然四处奔波,充满活力。我们在深圳见到他时,他正准备第二天参加文物协会和中国建筑协会举办的深圳改革开放建筑遗产和文化城市建设研讨会。

  2021年,为了拍摄一档文化遗产推广类综艺《万里走单骑》,单霁翔和团队成员曾每周寻访一个遗产地或是准备申请世界遗产的地方。单霁翔常年穿布鞋,于是他给团队起名“布鞋男团”,人人一双布鞋走天下。在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布鞋男团”一起体验玉器制作;在福建莆田,他们学习建造土楼的夯土技术;在成都,他们去了由都江堰灌溉的农田,“李冰凿开了一个20米宽、40米深、100米长的宝瓶口。丰水时,特别是洪水来临的时候把水分流到岷江去,枯水时又把清洁的水引进成都平原。宝瓶口、飞沙堰、鱼嘴联系起来,成为一个系统的水利工程。深淘滩低作堰、无坝引水、自流灌溉,这一套古代人的水利工程今天还在惠及1100万亩的良田,通过岁修它一直健康地走到今天。”

  迄今为止,中国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与意大利一样共拥有55项。但“布鞋男团”一路走到云南景迈山的时候,对于申遗产生了一场观点的对撞,年轻的成员马伯骞提出,世界遗产的认证更像一个形式,但非必要。单霁翔并不那么认为。

  景迈山的茶叶产量增大之后,收入增加,容易导致为了更大产量而使用农药、开垦梯田等现象,“什么是最好?比如茶叶是产量最高,卖得价钱高更好还是坚守住它的品质和生态更好?”单霁翔提到,世界遗产的申报会强调一个叫作“普遍价值”的衡量标准,指的是“在人类进步方面具有唯一性的、突出的价值,并且别人能够从中体会、学习到东西的具有普遍教育意义的,这才叫突出。”

  因此,单霁翔对申遗的坚持有一个重要理由,那就是讲好中国故事。有一年单霁翔在山西壶口参加世界旅游联盟召开的大河文明旅游论坛,一位外国与会者在致辞中讲到自己国家有五千年文明,比中国早两千年。

  单霁翔听到后“很伤心”,“我们连小孩子都知道中华有五千年的文明,这些年中国的考古学家、历史学者在中华大地上早已满天星斗般地实证了我们中华五千年文明实实在在的存在,从辽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到珠江流域,都有很多重要的发现。但是我们要讲好故事,我们要叫人们知道我们中华五千年文明是实证的、是连续的,是一直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的。”

  他常感慨朴素的东西是有大智慧的,祖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背后是面对荒芜的创业精神以及对自然的敬畏,他们走到中国唯一一个湖泊类文化遗产景观西湖时,单霁翔想起1928年春天,蔡元培先生在国立艺术学院开学典礼上讲到,人们到西湖来是为满足其爱美的欲望,要以纯粹的美来唤醒人的心,并且创造美,借以真正完成人们的生活。

  不同时代不同国族有着不同的审美,文化遗产是每个时代达到的极致之美,承载了闪光的智慧和精神。了解它们就是了解人类的来处,了解我们的有限和无限、差异和包容,最终指向当下的泥土,和泥土上人们日复一日的生活。

  “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给人的印象现在都是灰灰的,一个原因是年代久了会有褪色,另一个关键是在它出土的瞬间没能够加强科技保护。还有像十三陵这样的墓葬,发掘以后打开墓室,挂着的许多丝绸帷帐在半小时以后全化成灰了,这个瞬间的科学技术保护非常重要。如何让文物保持原来的状态,特别是有机的东西能够长久地保护下来,这是世界性的难题,也是不断要突破的难题。”单霁翔说,后来他们和德国巴伐利亚的科技人员一同研究色彩复原,“这是一个研究的过程,不一定准确,特别是使用的材料不是原来的材料,环境也不是原来的环境。”

  赵明感慨,“一个时代总会进化出许多东西,也会失去和丢掉一些东西”,荣耀希望把非遗中精华的、对当下有启示的、对未来文化的丰富性有帮助的部分尽可能保留下来,并且向前推进和发展。

  2021年初,荣耀策划了一系列探寻遗失的中国色的活动,他们邀请香山帮第三代建筑彩画非遗传承人顾俊岗创作了一幅龙的彩画。龙的眼睛不好画,简单的复刻并不能呈现鲜活的形象,古籍古画的遗失和损坏又使溯源成为难题。最终顾俊岗借助手机的10亿色,创作了画面中龙的眼睛。

  不仅仅是过去的美在不可避免地消失,当下也是。在《万里走单骑》中,单霁翔和团队曾去过湖北省黄石市,那里保留着大量以矿冶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工业遗产,包括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华新水泥厂旧址、大冶铁矿露天采场,三千多年的工业文化积淀使它们成为古代矿冶文化和近代工业文明的“活化石”。

  “那是不是也体现着一种美?人们可能觉得工业生产的过程是有粉尘、有污染,但这里一直影响着华夏民族的生产格局,湖北博物馆的铜编钟原来产自这个地方,1700年前的大冶铁矿居然挖到地下500米深,密如蛛网的巷道,我们走下矿井就感觉到震撼。历史不能断裂,不能到工业时代就结束了。20世纪开始我们保护的内容反倒越来越少。其实20世纪人们创造的财富、创造的景观远比过去几千年的总和还要多。我们不能只保护古代的,更要保护20世纪的遗产。”

  甚至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单霁翔也想提出为其申遗。除了历史、艺术和科学的价值,深圳还有一种精神价值,它在过去40年不断开放创新,因此呈现出面向未来的海纳百川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今天国际社会非常需要的。一个国家必须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且深圳所具有的力量就告诉人们,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值得骄傲的历史,每个民族也都应该拥有他们向往的未来。”

  14年前单霁翔写了一本书,题为《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他在其中讲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使得许多城市的面貌在迅速改变,但我们在建设时不要忘记初心,要留住城市的根和魂。当人们在未来谈及自己的城市时能有自尊心和自豪感,“这是我们能够保护下来的东西,也是对于他们未来的意义。”

  他们变得自我、博爱、细腻,如薛兆丰所言;比上一代人见得更多,也自信更多,如赵明所言;对传统文化以及美的享受逐渐提高,如单霁翔所言。

  注意到这些变化后,故宫加大了网站建设,制作数字展览,开发了多款手机应用,2019年7月上线的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涵盖26大类文物、超过186万件/套文物基础信息、5万张精选文物影像,并且仍在不断完善。“可以看到故宫收藏的大地毯,对书法进行临摹,还能和书画中的小动物互动,穿起古代人的一套套服装,学习织绣,到那些狭小的、不开放的空间里去看一看,比如只有4.8平方米、不能开放的乾隆皇帝的三希堂。”

  2019年,故宫的参观人群中35岁以下的人第一次占到了50%以上,单霁翔感到开心。如今,故宫的开放区域达到80%,研发的文化创意产品将近1.2万件。他看到很多年轻人专门为一项展览而来,有的干脆买一个年票,为故宫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观而来。他们到故宫的冰窖餐厅吃饭,到角楼咖啡馆喝咖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它变成了一个打卡地,科技为人们带来了这种自由,反过来影响着人们的审美和眼光。

  “技术放宽以后,我们可以见到五颜六色的东西,原来可以这样,‍‍原来可以那样,‍‍人可以付得起成本。”薛兆丰举例,以前音乐是昂贵的东西,要把一个音乐家培养起来,终其一生去打磨非常细微的技艺,然后只听一次就转瞬即逝,“那谁能养得起?国王,还有教皇。后来由于城市化,有了人口的集聚,集聚后就可以众筹了,于是就有了歌剧院、有了印刷术、有了乐器的推广、有了录音机。贝多芬是第一个靠卖曲谱可以自力更生的音乐家,因为知识版权保护得好,也因为印刷技术的进步。看上去高雅的艺术,变成了普罗大众能听到的内容。于是音乐的内容也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开始反映普通人的内心,如挫折和勇气。”

  在一次讲座中,薛兆丰提出“被想象力削平的社会”。想象力的创造带来科技的发展与创新,最终使普通人受益,“削平”了社会——即大家都有能力享受同等的社会物质生活,贫富群体的消费趋同。

  “中国由于没有手持VCR的发展,所以我们这一代没有‍‍受训练。‍‍国外是有的,他们有很多家庭录像,他们一直有拍摄的过程,所以知道怎么拍。‍‍今天‍‍我们开始用手机,有了视频网站,我们跳过了VCR这个环节,开始用手机来拍摄,如何去拍、如何去剪辑已经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技巧。”薛兆丰说,审美发乎本能,又能在科技的帮助下得到训练。“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观念‍‍会发生改变,‍‍然后每个人的审美品味也会发生改变。好的摄影师跟不好的摄影师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他眼睛里能不能预先看到那幅画。这种对美感的追求,既是天生的,又是可以历练和熏陶的,更是具有社会性的,是在人群中互相碰撞和影响的。”

  荣耀保持着关于消费者习惯和喜好的追踪,我们进入了图像时代,在手机部分收编相机功能之后,拍摄的日常化便被逐渐强化。但视频拍摄仍然存在着不便利之处,比如拍摄时无法切换前后置镜头,因此视频拍摄者无法在记录他人的同时使自己参与到画面中,“但很多年之后你翻看视频还是希望自己在场的”;又比如拍摄和剪辑操作无法连续完成,导致视频制作的门槛无法降低。

  于是,荣耀50打造了“一站式Vlog视频拍摄”,针对性地解决问题,使记录成为更美好的事情,“Vlog已经成为年轻人全新的社交方式,Z世代有着很强的自我意识和表达欲望,随着5G网络的推广和短视频需求的增长,他们渴望用视频的方式展现自我和生活中的美。”

  当然,荣耀也发现消费者有时候“没有办法告诉你我需要的手机是什么样的,只能想象概念”,但他们一定会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新一代手机。当人群发生改变,审美便自然也在发生改变,所以必须不断去寻找。

  薛兆丰笑说,人对于个性和区别于他人的需求永远强烈。“年轻的时候收入低,可能就是追求的是好一点的球鞋和随身听,后来可能就是到哪里度假,再后来就是孩子们对自己的关爱。”他也认为,审美除了受到技术的制约,同样受到“社交制约”,一方面众人的筛选形成潮流,人们为了融入群体而随大流,“特别如今技术提供复制的成本很低,‍‍出现了赢者通吃的现象——稍微好一点就占据了所有的市场。”

  另一方面人们又希望在人群中彰显自我。手机当然如此,当它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身体器官的延伸,“用它的通讯能力帮助人们进入互联网虚拟世界,用它的摄影能力延伸视觉和记忆”,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讲,选择什么样的手机也代表了个人的文化倾向和追求。每个人心目中所需要的手机有对它功能的要求,但与此同时,在各种社交场合拿出手机的时候,人们又希望它能够跟你的品味相匹配。”赵明解释,为什么一款智能手机要成为美的呈现,因为他们希望它既代表个人的科技品味,也代表着文化符号和需求。

  赵明以前爱看科幻小说,现在不看了,“因为我们就在把科幻小说的内容变成现实。”赵明笑说,他是个实干家,“来不及发出太多的感叹,就是忙忙碌碌,不断地去预测、判断、追随、超越。这是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贯彻我职业生涯的始终。当你落后的时候,你要追赶。所有站在你前面的,你都要超越他。当你开始与别人并驾齐驱的时候,你就要预测下一步的走向。因为没有人能给你引路,甚至是你在给别人引路,哪还有时间去纠结、去回首,去望来时的路是什么样。你连未来的路都还琢磨不透。”

  当然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并不是倚仗多么雄厚的技术或多么强大的工程师团队,而是“做事的方法、所拥有的理念”让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聚集优秀人才,为一个方向去努力。

  薛兆丰始终觉得经济学应该是一门让更多人了解的学科,他完成了语音课程《薛兆丰的经济学课》,出版了新书《薛兆丰经济学讲义》,又继续通过参加《奇葩说》和《最强大脑》等节目给观众呈现经济学的视角,贯穿其中的是他对经济学逻辑之美的追求:“经济学的视角很漂亮,它里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教训,是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的。每个人都能够、而且应该从那些‍‍‍‍那些大道至简的道理中受益。”

  对美的追求延伸到难以预想的领域。有一回和一位朋友的孩子见面,薛兆丰第一句话就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

  那位在北大念印度语系的青年回答:我的理想是将来解决中英混排不好看的状况……我留意到你的网站选用的字体是Georgia……

  单霁翔呢,并不把退休作为一个节点,继续守望着那些璀璨的文明,宣布退休的第二天他就开始工作了,“能够增加哪怕一点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喜爱,也算能够尽到职责。”

  “这颗蓝色的星球有四十多亿年的历史,四十多亿年来人类在上面生存了三百多万年,时间不长,从历史长河来看,这三百多万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平平静静的。但在过去的一万年我们从渔猎时代开始进行农业耕作,发展各方面的生产,今天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使城市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大,人口规模也越来越大。这完全改变了过去人们对于环境、对于生存状态的理念——今天开始考虑要保护环境,保护和谐的景观和日常资源,保护住地球。这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理念生活,不能过度地干预自然,甚至破坏自然。这里实际上就有一个博大的美学概念,什么是美,什么是美好生活,对于我们来说要不断地体会。”灯光照得屋里闷热,说完这番话,单霁翔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忽然说,我们为什么不去外面啊,自然多好。